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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16-07-25 09:22:59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内容摘要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冤家错案不断得
                                                                                  内容摘要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冤家错案不断得到纠正,背后的原因引发着人们的深思,在诸多的原因中,侦查活动的违法无疑是“耀眼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也随之而备受关注。本文以检察机关[①]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引导为主线,系统阐述了检察引导侦查的定义、立法现状和重要意义,着重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结合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5346字)
关键词:检察、引导、侦查、监督
 
 
         一、检察引导侦查的历史渊源和概念
       (一)检察引导侦查的历史渊源
检察引导侦查源自于检察机关在“严打”过程中提出的“提前介入”制度,是以适应庭审要求,提高侦诉效率为目的,而在当时提出的一项新举措。
       200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召开公诉工作改革会议上,提出 “在公正和效率间找一个最佳结合点”以实现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共同提高的要求,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等八项改革措施,建立了与公安机关加强工作联系的新机制。
       2000年9月在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会议上,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贯彻了从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既包括适用法律、定性等实体公正方面的监督,也包含了对收集证据、执行逮捕等程序公正方面的监督,工作重点要放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监督上。
       2001年,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开始了“检察指导侦查取证”探索,被称为“周口模式”,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200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改革,建立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
        2002年5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虽然上述会议和报告中提出的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的一家之言,但这标志着引导侦查机制正向规范化发展。
      (二)检察引导侦查的概念
        对于检察引导侦查的概念,我们可以结合其发展渊源和国内学者各家之言,从引导的主体、方式、任务、阶段等方面统筹加以界定,笔者认为检察引导侦查是指,[②]为了适应抗辩式庭审模式,合法、全面收集固定指控犯罪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合法进行。根据法律赋予的职责,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引导公安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围绕案件公诉标准,就证据的收集、固定、甄别和采信提出意见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同步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工作机制。
        二、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③]第一,引导侦查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第       二,引导侦查是刑事诉讼制约机制的内在要求。这种制约不应是某个阶段的片面行为,更应是贯穿整个侦查过程的全面的、积极的监督。第三,从当今国内外刑事侦查机制的发展趋势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选择折中主义的侦查体制,一方面明确侦查机关是侦查活动的主导者,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是侦查行为的监督者,强调监督而不干涉,强调引导而不领导,到位而不越位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立法现状
         当前我国的立法中涉及到检查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条文主要有:
        新《刑事诉讼法》第85条,新《刑事诉讼规则》第567条规定,检查机关参加重大案件的讨论、现场勘察,提出侦查建议,协助确定侦查方向,完善侦查方案,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不批捕决定后,列出明确具体的补充侦查提纲,由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新《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通知纠正侦查违法行为。第132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工作。
       新《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在批捕后,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按照审查起诉的标准。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可以要求作出说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补充侦查。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条文中只是对引导侦查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直接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引导的权力,且没有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检察引导侦查在法律上的体现显得十分乏力。
        四、检察引导侦查的重要意义
虽然受当前的立法现状制约,检察引导侦查所发挥的作用收效甚微,但从实践表明,检察引导侦查具有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其意义在于:
        (一)促进了侦查程序法制化进程
       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着眼于整个诉讼过程,贯穿了从刑事立案至侦查终结的全过程,引导中既要满足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批捕的证据要求,又要考虑到公诉部门起诉和法院审判对证据审查的需要,检察引导侦查是需要多部门、跨业务协作,多方位深思考来共同完成的,这也必将促进侦查程序法制化的进程。
        (二)强化了检察监督职能
         检察引导侦查赋予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权利,拓宽了对侦查进行监督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之初就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严格把关,所有程序都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④]通过旁听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有效防止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通过严格把控逮捕的条件,将乱捕、错捕、漏补的现象降至最少;通过对证据收集、采信的监督,使漏罪、漏犯难逃法网。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检察引导侦查的作用是双向的,在规范了侦查活动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检察监督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让有罪的人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也使无罪的人免受了法律的追诉,不仅让漏捕漏诉的人终难逃法网,也使错捕错诉的人清白得到了洗刷,彰显了法律的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公平。
       五、实践中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存在的问题
        一项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其在实施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结合实践,对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活动进行认真分析,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归纳总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一)缺乏法律保障
          当前的法律并没有对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操作性不强,这就导致了下列问题:
1.侦查机关不配合。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引导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机关是否配合,由于法律并未规定侦查机关有配合检察机关引导的义务,引导失去了强制力和约束力,因此检察引导侦查变成了一种单向行为,侦查机关往往不愿接受检察机关的引导,带有抵触情绪,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活动意见建议不予采纳,消极对待。
2.如何引导。对于具体案件中涉及到证据的认定、采信等问题,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性法律条款、规则,没有统一标准,引导往往不规范,有时仅仅依靠主观判断,随意性较大。
3.何时引导。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但何谓“必要的时候”,何为“重大案件”,法律均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这就导致了引导时机的不确定性和可随意性。[⑤]实践中,对于需要引导侦查的案件,多数情况下是由公安机关主动邀请,试想,如若遇到应该引导而公安机关未通知引导的案件,则有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的灭失,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增加公诉的难度。
        (二)自身定位存在误区
          在引导侦查活动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对于自身的角色扮演存在着错误认识,具体表现有两种,第一,配合者,认为在侦查活动中检察机关充当着的是一个配合者的角色,只重视单纯的引导取证,而忽视了引导中所应担负的监督职责,这种定位下,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提出的意见建议成为了一种“可有可无”,不受重视,不被采纳。第二,指导者,即在侦查活动中以一种指导、监督者的身份自居,凭借着手中监督权这把利器,越权干扰侦查,发表不应有的报补、移送起诉意见,影响正常的侦查活动。第三,消极者,顾忌到引导可能会影响公检两家之间的关系,引导中大多只是听听案情,了解侦查过程,不深究具体的侦查细节,不提出意见建议或是提出的意见建议过于泛泛,没有具体的针对性、引导性,对侦查活动没有价值。
      (三)引导个案多,类案少
个案引导顾名思义是对个别案件的引导侦查。类案引导则是对性质相同案件或是多数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的引导。可以看出,相对个案引导而言,累案引导具有普遍性、宏观性的特点。在实践中,多数疑难复杂或是社会影响力大的个案均均有相似之处,而检察机关的侦查引导往往是重视个案引导,轻视类案引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只针对个案引导,不举一而反三,对类似案件不能起到一个好的示范作用,
      (四)内部缺乏沟通,引导标准不统一
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活动,实际是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在具体实施。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是审查逮捕和侦查监督工作,在批捕前引导;公诉部门的职责是起诉工作,在批捕后起诉前引导。两个部门由于各自的职责范围,对于引导的侧重面不尽相同,引导的标准不统一,这就容易造成检察资源的浪费和工作效率的降低,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六、检察引导侦查的完善措施
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认真分析,得出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以下几点措施:
     (一)立法上完善
       当前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引导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立法缺位和不完善造成的,因此法律层面上的制度化以及制度上的细化是必要的解决措施,具体而言:
       1.赋予权力。[⑥]赋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活动的刚性权力,包括,第一,侦查活动权。在不干预正常的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前提下,参与侦查活动,如现场勘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和证人等,这样才能直接性的发现侦查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引导意见和建议;第二,提出意见建议权。对于具体侦查活动提出调查取证、适用法律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当然,不能赋予强制力;第三,纠正违法权。对于侦查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有提出纠正的权力,公安机关应认真对待。
        2.设定义务和责任后果。设定公安机关对于检查机关引导侦查活动的积极配合义务。对于检查机关的引导侦查,公安机关应摒弃排斥的思想,积极配合,为引导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检查机关在引导中提出的意见建议也应认真考虑,积极采纳,对于检查机关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应做出积极有效的整改,并及时反馈。在设定义务的同时,还应配套的设置违反义务的责任后果,使义务的执行具有强制力,保障义务有效践行。
        3.统一引导范围。引导是有前提范围的,并不是对所有案件都去引导,我国刑诉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了两个条件—“必要的时候”和“重大案件”,然而这两个条件显得过于宽泛,解释起来“可自由发挥性”太强,因此,法律应给予细化,对于何为必要时候、何为重大案件作出具体的解释或规定,让运用者有所适从。
        4.规范引导程序。[⑦]启动引导侦查的程序有两种,一是受邀请介入,二是依职权主动介入。实践中大部分情况下是受邀请介入,究其原因是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知之甚少”,对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情况不了解,主动介入显得十分的困难。对此,法律应建立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向检察机关报备案的制度或建立一个案件信息共享的平台,使检察机关能及时了解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动向和进度,从而做出是否介入的决定。同时,对于两种启动程序,应以检察机关的主动介入为主,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二)内部衔接上完善
        检察机关中的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对侦查活动做出引导,容易出现重复引导和差异引导的问题,因此应加强两部门在引导环节的沟通衔接,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各司其职,侦查监督部门侧重引导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公诉部门侧重引导证据的收集,另外,两部门可以尝试建立重大案件共同讨论制度,对案件的引导拟定统一方向,避免重复性引导和差异性引导的出现,以节约检察资源,提高办案效率。
        (三)加强类案引导
         鉴于实践中大部分重大疑难案件都存在着共性,个案引导只具有单一性,而类案引导则具有普遍性,所以,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活动的过程中应加强类案的引导,对共性问题做到“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具体方式可以通过公检两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一些可以共同参与的交流学习平台,对案件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对涉及引导侦查的证据收集、采信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制定相应的规则,以规范和指导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类似问题。
      (四)建立引导保障机制
         为促成引导的顺利进行,除了应有法律给予的根本保障外,还应建立检查机关引导侦查活动的保障机制,具体而言:
       1.建立引导侦查的考核机制。将引导侦查纳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考评体系,对两个单位积极引导和积极接受引导的给予适当奖励,对消极引导、错误引导和消极接受引导、阻碍引导的给予一定的惩处。有奖有惩才能推动引导的深入进行。
        2.建立庭审风险共担机制。现有的法律中规定,案件败诉的风险是由检察机关承担的,而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违法违规操作和证据收集的不完善,却容易造成非法证据而被排除,最终导致庭审中案件的败诉,因此,应将侦查行为纳入庭审评价机制中,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同承担因侦查行为导致的案件败诉的风险,这样才能促成检警双方对引导侦查工作的共同重视和执行。
 
 
 
 
 
 
 
 
 
参考文献
一、着作类
1.种松志着:《中国检察制度改革与探索》[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张志辉着:《检察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二、论文类
1.鲁瑞:《检察引导侦查问题研究》硕士论文[D],兰州大学2014年。
2.肖克娟:《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监督的完善》硕士论文[D],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
3.母志文:《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研究》硕士论文[D],辽宁大学2013年。
4.齐越:《论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硕士论文[D],山东大学2014年。


 
[②]鲁瑞:《检察引导侦查问题研究》硕士论文[D],兰州大学2014年,第8页。
[③]齐越:《论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硕士论文[D],山东大学2014年,第15页。
 
[④]肖克娟:《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监督的完善》硕士论文[D],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第10页。
[⑤]参见鲁瑞:《检察引导侦查问题研究》硕士论文[D],兰州大学2014年,第24页。
 
[⑥]参见母志文:《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研究》硕士论文[D],辽宁大学2013年,第22页。
[⑦]参见母志文:《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研究》硕士论文[D],辽宁大学2013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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